纵论中国建设——访著名家江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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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未知    时间:2014-09-02 20:24

 

  原标题:纵论中国建设——访著名家江平教授党的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为中国建设破题,社会主义建设的思逐渐清晰。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未来建设的方向、框架、重点、步骤等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一关键时刻,有必要倾听界前辈的声音。为此,本刊对中国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江平先生作了专访。《千奇百趣东南亚》高清在线观看-电影千奇百趣东南亚完整版下载,综艺剧情介绍

  记者:您是界的老前辈,是中国建设的推动者、者,您认为中国建设应当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江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社会一体建设,这三个概念当然不完全一样。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实现市场管理的化。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市场经济如何化。如果讲到,那当然很明显了,就是讲公怎么来实现化,的不能过大。如果涉及到国家,或者是依国的概念,那么我理解这包含立法、司法、行政,甚至军队在内,这是我们将来一个大的国家的概念。这三个层次不太一样。实际上就是怎么样来贯彻治理国家的现代化的模式,就是把我们过去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提升一步到治理国家的现代化。我觉得今后中国建设应当偏重在公方面,更多还是公在运作方面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这会涉及到一些社会治理的问题,但是好像更多还是偏重在公的运作,可能这个是主要的。

  记者:您讲应当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和军队四个方面。那我们首先谈谈立法方面的问题。虽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数量比较多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内部矛盾、冲突等不统一现象以及法律操作性不强等立法质量不高的问题还比较普遍。比如说土地管理法收回闲置土地应当由县级做决定,然而有关规章又土地行政部门也可以做决定。实践中有些地方是市做决定,有的是国土部门做决定。一旦发生纠纷,上级行政部门的行政复议维持地方国土部门的决定,但诉讼到法院,一般认为国土部门做此决定。再比如不动产统一登记立法目前正在推动,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也即将出台,但这样一部条例的出台会牵涉到很多法律法规的修改,相应的立法任务非常繁重,可以说目前的立法体制似乎不能适应现代化的基本需求。对此,您怎么看待?

  江平: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从立法阶段来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修改为主的阶段。所以最近都是各个已经通过的法律如何进一步完善。但是在立法完善的过程中,扯皮现象太严重。拿土地管理法来说,物权法通过以后,土地管理法就要修改,现在物权法通过已经7年了,到现在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还是没有动静。刚才讲的不动产登记,物权法就明确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实行。我觉得这反映出全国的权威不够的问题。立法本来是全国的事,立法修改的时候当然要征求各个部门的意见,部门有不同意见要考虑,但是最后做决定是在全国,全国如果是说该往这个方向去修改,那就定了,全国都得服从,不能够再按部门的意志,一个部门一个意见,不同部门之间扯皮。即使扯皮,到最后总得有一个拍板的人。这个立法必须要有权威性。应该由立法机关做决策。总的来说,立法机关不能弱势,没有权威性,老是处于扯皮状态就比较麻烦。第二个原因,我们现在立法缺乏一个总体的思考。比如说我拿我们习惯的民事立法来说,这个民搞不搞?现在到底往下怎么搞?都不知道。听说现在继承法在修改,同样存在没人拍板的问题。这完全是立法,跟其他部门没任何关系,顶多是最高法院来配合。可是这个法究竟怎么搞,人格权法怎么搞?民法总则制定不制定?通则要不要变成总则?这些东西都没人管。现在的立法多少有一点走一步看一步。另外就是急的先立,很被动,缺少一个统筹的总体的安排,这个我觉得是大事情。这两个问题恐怕是现在立法领域存在的很重要的问题。

  记者:我们的立法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往往失之过宽,给了行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太大的空间,而有关配套的行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往往又失之过严,尤其是在针对当事人义务方面,结果导致我们的制度可遵守性、可执行性比较差,严格执行会造成不公,不执行又会伤及法律制度的权威。而一些地方往往以上级的无法执行为由不严格执行。这也是目前三令五申,下面有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您看来,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立法体制本身也需要完善?

  江平:我们的立法体制总的来说是多元的形式。像刑、民法、诉讼法这些根本法是由法工委来负责制定的。其他的部门分散,由各部门来立。各专门委员会搞不搞立法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观点认为专门委员会要立法;有的认为专门委员会不要搞立法,只搞法制检查。这样让各专门委员会自己也茫然了。我到底主要搞什么?我是搞立法还是主要搞执法检查啊?像这些问题严格说起来就是缺乏一个规则。我认为各专门委员会完全可以搞立法。要有一个规则,财经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都应有自己的立法权限,就是说起码可以提供一个立法的草案版本。可是现在实际上搞得不多。另外,像的机构的也是很迫切的。必须是议政机构,不能就是听会。现在全世界哪有2800多人的大议会啊?代表的讲话也不公开,这很难说把作为一个议事机构。这些与我们所预期的目标还是差得比较远。

  记者:那在行政方面,的重点是什么?

  江平:行政方面我觉得就是一句话:把关在制度的里,这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现在看起来,公还是太大了。公私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如何把公关在制度的里面,这是当前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且把关在制度的里面,不仅是的迫切需要,也是廉洁的前提。只有把关在制度的里面,受到制约,才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被了。现在提出来各级要制定清单,明确你享有哪些,就明确了哪些是你不应该享有的。这实际上也就是李克强总理说的:法无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私法律没有的都是的,对于公来说法没有授权的都是的。因此的必须要有授权,有法律授权才能,法律没有授权就是违法,就是越权了。但是这个问题落实起来常困难的。因为公一旦掌握在的手中,人都希望越大越好,谁希望管得那么严啊,这是人的本能。当初国务院法制办领导在做行政许可法的报告时说,市场主体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市场主体不能解决的由社会自治团体去解决,只有市场和社会不能解决的才来干预。但是现在看来,审批的事项仍然是一大堆,每个部门都希望有,都希望盖我的章才能通过。所以应该说习惯太大,或者说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这样一个对公缺乏约束、的社会。现在要公常困难的。而要真正约束公,还要是从立法来着手。立法常重要的,因为授权除了极个别完全由上级授权给下级,一般来说是法律授权,只有法律授权,才有这个。如果法律不健全,就谈不上的性。把关在制度的里面首先应从立法着手。

  记者:由此看来我们立法的任务还常重的,法律从有到好这个过程也常的。比如,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就法制工作机构发挥法律顾问作用提出了要求。一些地方也陆续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要求,山东等地积极响应,出台了地方的具体措施。可以说,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对于保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有效约束规范意义重大。但问题是,怎样才能解决法律顾问“顾而不问”,能力与需要处理的事项不匹配、待遇低、态度不端正等问题,从而使法律顾问真正发挥作用?

  江平:我们曾经提出对国有企业和都要设立法律顾问。国有企业了首席法律顾问制度。但是现在看起来做得都不太够。比如说国有企业的首席法律顾问,按道理来说,企业对外签订的合同或者一些决策事项,都必须有首席法律顾问的签字才可以。但是这一条做得比较少,基本上还是一把手决定。的法律顾问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有没有每个机构必须有法律的工作人员啊?有些机构有法律工作人员或法律顾问,但存在的问题是凭什么让法律顾问负担那么大的责任。给不给法律顾问一定的级别。如果他的级别很低,实际上他根本参与不了重大决策。但如果把他的级别定得很高,可能部门说这个怎么行啊?怎么一个法律工作者能够有这么高的地位啊?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体制问题了。此外,这里还涉及一个待遇的问题,比如说让律师担任的法律顾问,如果是一个好的律师他不愿意干。的这点工资相对于他的报酬来说太低了,市县法律顾问的待遇多低啊。但是你如果找一般的律师,又往往不能胜任工作。的法律顾问,得真正有权威,在法律方面精通,工作也要精通。所以这些本身都有困难。我观察,好像现在方面的法律顾问从他的能力来看,和他所应该担负的责任相差比较大,不足以胜任这个责任。

  记者: 从司法来讲,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的力度是比较大的。现在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了方案,您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有什么评价?

  江平:现在的司法体制方向是走对了。我总的来说很现在的司法方向。司法一个是去地方化,把、财权、物权集中到省里面,这个我很赞成。另一个是去行政化,能够把审判的人不能够决策,决策的人不审判,以及什么庭长批、院长批这些中间环节逐渐改变了,这个很好。不然的话,审判人员地位始终是比较低的。现在把法院的人员分成审判人员、助理人员、管理人员三类,这是正确的。尤其是这次提出来的任命制度,由省一级成立的考核委员会对进人严格把关,还是很好的。但是我始终觉得遗憾的就是我们只把关了,没有把关好院长。现在各级的院长有很多还是不懂法律的人。省级法院据我所知至少有1/3以上或者更高一点是从同级的部门提拔的,而省下面的市县级或许就更多了。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法明明了的资格,而非法律出身的院长一进法院就是几级。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有那么多院,每年培育出多少法律人才,难道就没有几个能够胜任相应的院长职务吗?这说不过去。而且让那些没有学过法律的人当院长是的,对中国建设严重不利。地方非法律专业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问题应当尽快分流解决。如果我们真正把当作是一种精英的人才,司法很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精英的。那么这些人能不能做到,首先看他掌握不掌握很好的法律知识,只有掌握了很好的法律知识,完全按照法律来办,你就可以做到,当然他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但起码他本身的素质有可能做到司法。

  记者:党的后反工作明显提速,而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了。但是,目前也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观望、现象。一些官员认为,反会影响经济发展。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

  江平:有人说是市场的润滑剂,这种观点我是不认可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往往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越是市场的能人最后被揭露出的现象越多,越是老他倒是没什么罪,成绩突出的往往容易被抓起来。怎么能够解决我们在反中的个人责任和领导决策责任,把不同的责任分开?我觉得最重要的仍然是在法制上进一步明确规则。怎么能够追究你的责任呢?都确凿了,构成犯罪了,取得的手段不违法,查处就没有问题了。就怕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从重庆打黑看得很清楚,利用来做反腐的事情不是个别的。第二就是现在经常有的当不足的时候先把人抓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的。在不足的时候把人抓起来,然后借助他的电脑里面的资料,或者借助其他人的什么举报,或者用其他的一些东西来定他的,这种情况我认为也是违法的。虽然最后可能是查出一些问题,但是当时的时候是缺乏的。所以我觉得反必须手段正确。

  记者:目前,军队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习总也曾强调,依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

  江平:我觉得依军、从严治军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军事指挥系统方面,这个很专业,我不好说。另一方面就是涉及到部队的和廉洁问题,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途径解决。如果我们从制度来看的话,部队的反工作始终不透明,一切以军队保密、军队特殊为理由,对他们的监督太少,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军队的指挥系统可以保密,但是军队的反腐倡廉必须公开。只有公开人们才能监督。现在一提起来军事法院就说保密,关于军队的背景也极少来披露。这实际上等于是了,掩护了。所以我始终觉得军队的廉政工作的透明度需要大大提高。因为我们党政部门里面,包括各地的党委,什么现象都是在上公开的,但是军队一个都不让公开。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记者:关于和的关系,中央已有明确的定调,即涉法涉诉的案件要通过途径解决。应该说这是符治中国建设方向的。但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反把“问题官员”抓了不少,但是“问题官员”的背后往往是重大的遗留案件。中央巡视组巡视以来,一些市县在中央巡视组挂号的案件就有一、二百件之多,有些案件经过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多级法院多次处理,从行政到各级法院裁决,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问题。对于一些案件的当事人来说,再通过司法等途径解决问题要么行不通,要么不现实。因为该走的程序都走了,但因为“问题官员”当年的干预或违法,的确存在冤假的问题。对此,我认为对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简单地要求通过途径解决似乎并不是理想的选择。比较稳妥可行的办法是,借鉴中央巡视的经验,在中央委领导下成立中央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专家组,从法律院校、律师事务所中抽调专业过硬、作风优良的教授和律师组成专家组,分赴各省,从中央巡视组受理的案件中,选择一些重大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专门书面研究,提出具体处理方案,然后由中央委分送给有关部门贯彻执行。您赞同这一做法吗?

  江平:你这个想法很好,关键要有一个人,权威的机构能够拍板,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这种案子推来推去,没有人敢拍板,敢拍板的人也怕得罪什么,或者是以前的上级,或者是以前的什么。因此,专家组必须要具有权威性,带有“尚方宝剑”,可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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